他们接管了“重灾区”

原标题:他们接管了“重灾区”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 强

脚下的地,是黏的。那是泼洒在地面上的药水得不到及时清洗造成的。

57岁的郭亚兵很少在医院碰到这样的情形,即使是17年前在北京小汤山医院抗击“非典”时。但当1月26日他带领广东省9家医院组成的126人的临时医疗队,接管武汉市汉口医院一个“重灾区”时,他感觉自己像被“泼了一瓢冷水”。

在武汉市汉口医院3号楼2层呼吸科第六病区,病房里挤着80个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只有两个护士和两个眼科医生守着;十几个病人同时按响床头铃呼叫护士,总有病人无人搭理;医疗垃圾堆在病区最里面的一间屋子里,满满一屋子没人收;地,黏乎乎的,没人拖;缓冲区空间昏暗狭小,每次仅容两人穿脱防护服。实际上这只是这所有400张病床的临时传染病医院的一部分。

“天呀,怎么这么多重病人。” 医疗队42岁的护士长李利也被吓坏了。

每开一个病区,一天就收满了

援兵到来之前,武汉市汉口医院医务部主任吕清泉,已经连续工作了23天。从1月3日,汉口医院收到第一个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疑似病例开始,他的工作就再没停歇。大多数的夜晚,他都是在办公室里的行军床上度过的。

“当时认为可能没有传染性,但我们还是非常警惕。”吕清泉告诉记者,1月5日,汉口医院将位于一栋独立小楼二楼的呼吸科和内分泌科腾空,作为最早收治病人的病区。这也是后来广东医疗队接管的病区。

发热门诊就诊人数越来越多,影像学检查显示“病毒性肺炎”越来越多。1月13日晚上9点,医院又将住着近70位病人的心内科病房腾空,科室与病人临时调整到外科大楼。

“我们每开一个病区,一天就收满了。”吕清泉说,“1月19日发现情况不对,病人太多了,医务人员不够。我们就把内分泌科关掉了。”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介绍,这种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当天,广东省卫健委通报了广东省首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1月21日,武汉市汉口医院成为武汉市最早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3家定点医院之一。郭亚兵所在的广东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也在同一天成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

南方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肖冠华已经预感到自己可能要去支援,他跟妻子散步时,问她,“武汉那边可能会需要人,我想去,你支不支持?” 妻子丢了一句话:“你要是不去,就不是你了。”

汉口医院从1月21日起,把将近200个非肺炎病人清空,一夜之间开了10个发热门诊。”吕清泉说,“当天晚上,接了400个发热病人。第二天1200人,第3天1500人。”

大量病人涌向医院,担心感染的护工离开了,行政人员临时充当清洁工和搬运工。

吕清泉最担心的问题也出现了:陆续有同事“中招”——感染新冠肺炎。

“每倒一个人,意味着空位置需要有人来填。”但吕清泉找不到人,“刚开始50岁以上的医生没让上一线的。后来50多岁,快退休的医生全部都进来。”

有时候他自己也必须挤进人满为患的发热门诊,处理纠纷。腊月廿九,他被一个70多岁老人揪着脖子要求看高血压,还有普通发烧的病人,由于恐慌要求住院。

“有的医生头天晚上还在值夜班抢救病人,第二天就住院。”吕清泉记得,他们经历了两次医务人员感染高峰,第一次是1月20日之前,第二次是1月21日至1月29日之间。

第一批“中招”的医护人员,主要集中在呼吸科与重症医学科。“因为新的诊疗指南出来之前,我们可能无意识地增加了医务人员暴露风险。后来,第二拨人又特别疲劳休息不够,身体抵抗力下降。”吕清泉说,“我24小时手机不关机,最长纪录是5天4夜没睡。”

1月23日,连续工作21天的吕清泉被院领导要求强制休息半天,“手机关机,天塌下来,你不管它。”但吕清泉没关掉手机,他给“中招”的医生打电话,电话那头的医生说:“我一旦好了,要立刻返回岗位。”吕清泉听得直流泪。

那时候,支援武汉的广东省医疗队已经开始“备战”。

除夕夜,有人只在年夜饭的餐桌上吃了两块三文鱼;有人到了武汉之后才跟母亲打电话说自己来了一线,母亲哭了;有人找了个借口说“有一台手术要做”,便匆匆回到单位,至今还瞒着父母;有人把银行卡、支付宝密码记在本子上,留给家人。有人捧着东拼西凑做成的两束花前来送行,告别时有人哭了。

大年初一凌晨,医疗队126名医护人员抵达武汉时,天正下着小雨,室外温度零下5℃,很多人没提前备好羽绒服,有的带着西服就来了。

当天晚上,郭亚兵前去汉口医院,准备接手的是一个拥有39个床位的病区。但第二天上午交接时,“变了——80张病床!”

我们这些人来对了

其实,广东省医疗队已经是第三批支援汉口医院的医疗队。吕清泉告诉记者,1月21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曾派医疗队支援过,但1月29日便离开了。1月24日,海军军医大学医疗队也赶赴汉口医院,但2月2日转战火神山医院。

汉口医院已经守了很久,损失惨重。“他们的院领导好几个都倒下了。” 郭亚兵向记者回忆,“他们看到援军来了,眼泪都下来了。”

最后,郭亚兵接手时数了数,“可能也就六七个医生,不到20个护士。他们真的管不过来。”

“每个病房都住得满满当当。”护士长李利说,“当时护士很疲劳,危重病人多,整个病区脏乱差。”

“我们这些人来对了。” 李利说。

工作开始调整,“这种时候不是进去的人越多越好,减少感染率,要最少的人进去才合适。” 医疗队实行弹性排班,轮休保证医护人员每周有3天休息时间,并将80个病床进行ABC分区管理。

这个武汉市的二甲医院,虽然迎来了广州三甲医院的“精英”,但匮乏的医疗资源,让大家很头疼。

11位检验科的医生,由于医院达不到进行核酸检测的标准,他们只能临时充当起“清洁工”“司机”“搬运工”;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只能在由普通病房临时改造的病房里抢救病人;那些在三甲医院顺手就能够找到的医疗器材,这里很难找到;郭亚兵至今没在医院里见到ECMO(体外生命支持)。

重症医学科医生吴凤遇到一例呼吸困难患者,需要做胸腔积液穿刺引流术,但找不到配套的引流管,最后找了一根尿管,通过改造接口也达到很好的引流效果。

郭亚兵做的第一步就是改造病区。提到当年在小汤山医院,他最多的记忆也是与“感染控制”有关。

“汉口医院平时不是按照传染病医院来管理,病人乱串,病人家属乱串,完全是开放的病房。”郭亚兵注意到,在仅有两道门与隔离区分开的办公室里,竟然有医生在这里吃饭,且不戴口罩。缓冲区只是闸了3道木门,但门头上有空隙没被封死,且缓冲区没有装灯,每次只能够容下两个人穿脱防护服。

“吃饭的办公室赶紧清掉,缓冲区重新做,门口打胶全封死。”在改造缓冲区的时候,郭亚兵遇到一个修门的师傅,在将前两扇门改造好之后,最接近污染区的那扇门死活不愿干,连锁也不愿意装好,“他说你给我1万块钱一天我也不干。”

在广东医疗队接管的混乱的第一天,这个病区就送走了5位病人。郭亚兵记得,“有一个从急诊科直接推到我们这个地方,实际上已经不行了。” “很无助!你看着病人倒下,没多少办法。”郭亚兵感觉到无可奈何。

第一天下来,有的护士吓哭了,有的ICU医生夜里做了噩梦,有的吃下安眠药入睡。

“来的时候雄心壮志、豪情万丈,咚地一下掉到冰窟窿里去。”郭亚兵说,起初大家有些悲观。曾跟随郭亚兵支援过小汤山医院的护士长李利也觉得,“它传染性太强了,而且潜伏期太长,这是比‘非典’更可怕的地方。”

郭亚兵的印象里,17年前在小汤山医院,“所有的后勤供给给你安排得好好的,你管好自己不感染,干好活儿。现在好多事情都要自己干。”

在如今的病区里,护士成了护工、清洁工、送餐员,要负责污染区的垃圾清理、拖地开窗、端水送饭喂元宵、擦屎倒尿换窗帘,甚至搬运四五十公斤重的氧气瓶。

一位1996年出生的小护士,人生中第一次搬氧气瓶。入行6年的护士张志博每天拉着小车要送20个氧气瓶,整个病区每天至少需要搬六七十瓶。汉口医院也有中心供氧的管道,但由于耗氧量达到往常的10倍,管道氧压不足。

接管病区的第二天,郭亚兵就开始寻找氧气。郭亚兵去急诊留观室拉氧气瓶的时候,却感受到另一种“可怕”的场景。

“留观室真是躺得满地都是,很悲壮。”郭亚兵第一天到达汉口医院时并未来过这里,他透过一扇玻璃门看到急诊留观室里: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躺到简易床上,有的在地上,全都是病人,也收不进去,最多只能打吊针。室外,条件好的把吊针挂在私家车里,条件差的就在三轮车上杵个棍。

那天晚上,郭亚兵拉了十几瓶氧气,仅解了一时之渴。

接下来的几天,凡是领导下来慰问,医疗队便提出希望解决氧气瓶的问题;弄来三五十台家用制氧机,减少管道氧气的用量;改善储氧面罩,提高用氧效率。

“语言,药物,氧气,是这里治疗的三大法宝。”吴凤在一次值夜班时,遇到过一个老人,陪护家属无法安抚病人情绪。但只要医生护士在旁边不停地跟他讲话,老人的血氧饱和度就可以达到85%,但只要稍微走一会儿,“回来一看又只有74%”。吴凤说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她都站在老人的病床前说,反复说,“没事的,你放心好了。”但白班时医生都很忙,没人能够像晚上一样陪他说话。次日傍晚,老人走了。

她最后连她想喝的水都没喝到

其实汉口医院并非没有ICU病房,这里有一个拥有16张床位的外科ICU病房,但被专家们判了“死刑”,至今空置未用。“呼吸机上不上去,氧压还是不够。更严重的问题是,病房通风不行,会造成很大的威胁。之前他们ICU的医生,插管插了3个病人,结果7个医生6个‘中招’。”

如今一个月过去了,医疗队并未有人感染。

“至少它是同一个呼吸道的疾病,它预防的方式一样。”郭亚兵说,“非典”时他们做到了“零感染”,虽然这次病毒不同于“非典”,比“非典”传染性更强,更狡猾,但他第一个目标还是零感染,带着大家平平安安来,平平安安回。

从大年初一,医疗队到武汉的那天,高强度的“防护培训”就开始了。医疗队花了半天时间训练穿脱防护服,并要求他们两两互相监督。这是郭亚兵“非典”时汲取的经验:防护要做严格,但心态要放轻松,“该吃吃该玩玩该睡睡”。

真正走进病房,护士张志博总感觉“防护服是不是在漏风?”在郭亚兵看来,“怕,我们就放心了。就怕你不怕,慢慢油条了,胆子大了,那种往往容易中招。”

“走路跟企鹅似的,衣服全是汗,护目镜上全是雾,眼睛看不清,听力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第一天基本就是靠吼。”张志博告诉记者,戴着3层手套让手指失去了灵活度,第一天扎针的成功率只有60%左右,“还是有些受打击的”。

工作不几日,几个医生选择了剃成光头,而给他们剃头的同行护士,在此之前只给她家的萨摩耶犬理过毛。

郭亚兵头发早已花白,在这支队伍里,他是年龄最大的。像采集咽拭子这类暴露风险高的任务,他总揽在手上,“你们年轻,我来,我有经验”。有一天他取了20个咽拭子。

疫情一天天地好转,发热门诊的门诊量也降了下来,病区的情况趋于稳定。病房的垃圾被清理干净了,病区氧气瓶的供应,也从最初的四处搜寻,到每天在固定的位置搬用。

前两天医疗队的群里,有人说“这个星期好像没怎么走人了。”李利记得,起初医疗队到的时候,这个病区平均每天要送走两位病人,“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周左右,后来就一周去世一个。”

吴凤也有同样的感受,院方已经不再催着病区接收新病人,一些新住进医院的病人,症状也相对较轻。她见过氧疗3周、从大白肺到肺部纤维化完全吸收的68岁的病人,也见过48岁的退役老兵,在无法住进医院之前在家中靠制氧机自救,住进医院后肺部开始慢慢恢复。

吕清泉在连续工作超过50天以后,此前“中招”倒下的同事逐渐出院,呼吸科的医生开始回来了,向他申请上一线。

武汉的天气渐渐暖起来,病房也是。比如有人走路去医院时,在酒店门口遇到陌生人,说“我送你们去医院吧”;比如在病区,陪床家属会在空闲时,帮忙搬运氧气瓶,清理垃圾;比如突然听到一个身体慢慢恢复的病人叫出自己的名字;比如出院的小姑娘会留下一幅画着樱花和热干面的画;再比如当一个陪床家属在护士下班时问,“你明天还上班吗?”眼神里满是期待。

护士张志博最近送走了一位50多岁的病人。

那是个危重患者,上着无创呼吸机和心电监护。张志博看到她的时候,她的血氧饱和度不到70%,心率为107次。交接班时,同事告诉他,前一天晚上刚通过胸外按压的方式把她抢救回来。交接班后,张志博便去给其他病人输液,一会儿有同事喊他,“你的床(病人)要喝水”。

病区里只有开水,张志博拿着杯子接了一杯开水,端在手里用勺子搅着。透过护目镜,他看到水还冒着热气,条件反射般地想用嘴吹一下。勺子又在空气中晾了一会儿。

张志博把扣在她嘴上的呼吸面罩取了下来,水送到了她嘴边。

“她喝了一下,说‘哦好烫,好烫’。”张志博赶忙把她的面罩扣回去,继续让水在杯子里晾着。晾了一会儿再喂时,她仍然觉得烫。

“晾一下我再喝。”这个病人说。张志博把呼吸面罩又扣了回去,看了看血氧饱和度,80%,“比我接班时好很多”。放下杯子,张志博去写护理记录单。

过了一会儿,同事告诉他:“她现在(心率)只有50几次。”张志博感觉情况不对劲,立马往病人床前走,并让同事帮忙叫管床医生。“我过去看她,心率已明显慢下来了。56次。然后我们就开始抢救。” 最终她还是走了。

她走后,张志博摸了摸那个40分钟之前还盛着热水的杯子,水已经凉了。

“她最后连她想喝的水都没喝到。”张志博有点儿自责,“哎,这杯水我应该给她准备成温水。”

在污染区里,原则上不允许有人陪床,但医院一直都有部分病人存在家属陪床的情况。女儿“陪床”80多岁的父亲,死活不肯离开;一个意识障碍的男人确诊后,老伴儿宁可感染了,也不愿离开。

“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胡国栋告诉记者,“很多危重的患者,除了我们医疗积极的救治以外,有一个很好的家属去陪伴也是很好的。”但医生们都明白,陪床者很可能是流动的传染源,胡国栋说问题的根源还是医护人员人手不足。

大多数病人并没有家属陪床。护士长李利说,“很多病人都是一家人得病,都在医院。”

郭亚兵但求能够把队伍平安带回,肖冠华希望疫情早点儿结束,他想看看每天自己叫着名字却看不到面容的同事,到底长什么样子,张志博想回家看父母。

东道主吕清泉也盼望能摘下口罩,看看这一群救兵。他盼望着疫情在3月初结束,他要带他们去武大看樱花,“3月初正是武汉最美的时候。”

护士的陪护任务很重。一天晚上,李利跟女儿打电话时,女儿说自己的作业写完了,要等妈妈回来的时候再对答案,李利哭了。

李利很少有摘掉口罩的时候,除了一个人在房间,或者阳光好的时候,爬上酒店空旷的天台,就像17年前在小汤山医院一块空旷的草地上。

医疗队住的酒店离长江只有3000米,他们却没去过。那个被高楼大厦环绕的天台成为许多医护人员放风的地方,有人散步,有人听歌,有人闲聊,有人晾晒衣裳,有人在此第一次见到雪花从天空飘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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