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ZOMS society.huanqiu.comarticle《敦煌之恋》创造属于人民的歌剧艺术/e3pmh19vt/e3pmh1ar32016年11月13日,中宣部国家“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敦煌之恋》在国家大剧院成功首演第一幕和第三幕。当全场音乐会结束,音乐家谢幕时,观众集体起立,将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舞台上可爱的人民艺术家。《敦煌之恋》由著名指挥家彭家鹏先生担任总策划兼指挥,著名导演王景彬任先生任总导演和编剧,著名作曲家刘长远先生任音乐总监和作曲。该剧由中国广播艺术团主办,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青岛大学音乐学院、山东理工大学音乐学院、敦煌之恋合唱团参演。彭家鹏说这是一部“人民的歌剧”,演员零报酬参演,自费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排练,带着对作品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敬畏,他们将这部以民族管弦乐伴奏的中国歌剧成功地搬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首演当日,大剧院座无虚席。无疑,人民更愿意为人民的艺术买单。据悉,该作品将于2017年1月22日在海南大剧院公演完整的四幕歌剧。一段扣人心弦的历史组歌敦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圣地,拥有灿烂的传说和遍地的古迹,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歌剧《敦煌之恋》以丝绸之路为背景,敦煌壁画为题材,围绕公元755年唐朝安史之乱展开, 通过展示莫高窟画工“李工”和石窟供养人粟特人女儿“翟蜜儿”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绘制了丝绸之路上一幅丰富多彩的西域生活画卷。该部作品本着“小人物展现大事件”的理念,通过唐朝时期敦煌人民的普通生活,不但描述了敦煌壁画绘制过程,表现了生机勃勃的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细节。同时,通过讲述主人公生死离别的爱情故事,说明了国家强盛与敦煌命运的关系,当战争波及城池,没有人能逃脱暴力和动荡,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敦煌之恋》从作品题材上看具有宏大的历史性和叙事性。此次上演了第一幕场景女主角学艺归来和第三幕战争爆发,剧中第一幕,女主人公蜜儿出场时通过咏叹调《粟特姑娘》让蜜儿向迎接她的亲人们展示她在龟兹一年学艺的成果,确立蜜儿的戏剧形象和音乐形象。终曲先是蜜儿、李工和翟豪的三重唱,然后是合唱队的全力进入,蜜儿带领大家把欢乐气氛推向巅峰。在三重唱部分,蜜儿的旋律极其柔美深情,音乐风格完全有别于前面的咏叹调。大线条的旋律,陶醉憧憬的语气,多情善感的音色和逐段改变力度的音乐处理,是演唱这部分音乐的主要艺术表现手段。最后的合唱部分是再现胡旋舞高潮部分,这不仅仅是戏剧的需要,更重要的音乐需要。为了创造高潮气氛,作曲家比前面更加重乐队配器,音乐几乎进入“疯狂”状态。第三幕是这部歌剧戏剧的转折点,大合唱“乱乱乱”开启了矛盾重重的第三幕。战争来袭吐蕃逼婚,歌剧用悲剧性三重唱“强度大的吐蕃”,向观众展现了这种激烈的戏剧冲突。编剧兼导演王景彬先生将敦煌风土的剧情与中国特色的唱词巧妙地结合,通过歌剧演员声情并茂的演绎痛斥了战争带给人民的伤害,泯灭人性毁灭幸福。结尾时女主人公声嘶力竭的唱着,我可以不要生命,可是我不能不要爱情!这一段几乎让人潸然泪下,古人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表达爱恋,用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述颂衷肠,可是都不如蜜儿这声哭喊让人感同身受悲从中来。战乱出枭雄,患难见真情,这部作品的魅力在于它不仅让人如临其境地感受到故事里的爱人离别的怆然,同时也引人思考,和平年代里是否还能有“为爱生也为爱死”的执念?王景彬表示“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国依靠的绝不是简单的经济和军事,支撑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本是文化。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在输出经济的同时输出文化。歌剧是全人类的,它并不是属于某个特定国家的,只是在西方国家相对流行。《敦煌之恋》作为原创中华民族歌剧,它符合世界性歌剧艺术审美习惯,是最好的中国文化输出形式之一。”一场关于民族管弦乐多元探索的力作作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泱泱大国,以中国元素为体裁的歌剧不胜枚举,《白毛女》《原野》《骆驼祥子》等作品接连成功上演,但是分别谱写西洋、民族管弦乐和钢琴伴奏三个版本伴奏形式的情况在中国歌剧史上并不多见,特别是以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作为伴奏形式,这为音乐的创作和处理都加大了难度,但是弘扬中国文化,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强调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寻求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共同性是歌剧《敦煌之恋》的终极追求目标。所以这部作品亦是一部关于民族管弦乐多元探索的力作,歌剧中既包含了世界性大歌剧所应该包含的所有音乐形式,注重咏叹调,重唱和合唱音乐形式的戏剧化使用;又强调合理使用中国民族音乐和中国戏剧音乐。特别是将中国戏曲的“紧拉慢唱”成功地植入到歌剧的宣叙性重唱部分,戏剧化了歌剧宣叙性音乐,为世界歌剧艺术增添了全新的音乐表现手段。作曲家刘长远表示,敦煌壁画中展现了许多古乐器,很多都是经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中原,到今天成为现在民族管弦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歌剧以敦煌文化为背景,用民族管弦乐伴奏为歌剧配器更能原汁原味的讲述中国古老的故事,尤其中国弹拨乐是西洋乐器无法替代的。歌剧中稍加西洋乐器辅助,将意大利歌剧唱法和中国的民族唱法相结合,希望能以这种方式够唤起人内心的文化自信,开启中国歌剧新的发展阶段。在乐队配器方面,刘老师表示歌剧主要是听唱,管弦乐作为伴奏表现空间不大,民族管弦乐更需要合奏,乐器合在一起发挥作用。歌剧的特色是歌唱性和戏剧性,如何让民族管弦乐在歌剧中展现它独特的魅力,需要煞费苦心,民族管弦乐队通常被认为缺乏融合性和张力,所以仅仅有中国味道是不够的,要在旋律中表现中华民族音乐和西域文化的感觉和情怀,要烘托剧情中的高潮。“因为歌剧不同于管弦乐,它更注重广泛性而不是学术性,为了做到雅俗共赏,让没有学过音乐的人也能喜欢,这要求伴奏需要有直达心灵的优美旋律,让听众能够接受,能一起哭也一起笑,我们不能写完全古色古香的西域化作品,要将民间的精粹元素加以改造变成听众能够接受的形式,比如如何处理好弹拨乐管乐和弦乐的衔接,这次在民族管弦乐里大胆的加了两个小号和长号,使得乐队戏剧性张力更强,弥补民族管弦乐低音不够厚重的缺陷,通过音乐让观众体会到这部歌剧与西方的不同,剧中“胡旋舞”之前用一小段笛子独奏向观众展现西域风情,当中国乐器的声音响起来,自然而然地就把听众带入到东方文化的场景中。”一部摆脱“桎梏”的中国大歌剧《敦煌之恋》以周末音乐会的形式推出,除正式演出外尚有指挥现场讲解,这部歌剧的总策划、指挥彭家鹏在演出时表示,《敦煌之恋》完全是带着一种理想和尝试在进行的,为了这部歌剧的成型,从四年前开始他们就试着用民族管弦乐团和美声唱法合作演出大型套曲,并在一次次的尝试中不断改进,最终将这部歌剧搬上舞台。彭家鹏先生也表示,建立中国演唱学派是近来国内声乐界最热的课题。然而,中国声乐学派的建立必须依靠原创中国歌剧支撑。歌剧《敦煌之恋》采用国际音乐表现形式,音乐取材于中华民族音乐素材。在演唱时,人声尊重歌剧演唱方式,不用扩音设备。这在实践层面助推了中国声乐学派的诞生。歌剧中,人声必须是乐音体系中的乐音,而不是噪音;人声必须能在重唱和合唱中使用,而不是过分强调个性失去重唱能力;人声必须能够和乐队融为一体,而不是不具备歌唱性的说唱声音;人声在表现力上必须贴近中华民族对歌声的审美要求,能够完美实现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诠释。歌剧《敦煌之恋》在最初设计上就摒弃了不适应中国审美习惯的表述方式。作品采用宣叙调和重唱以及合唱形式展开戏剧矛盾,用咏叹调抒发人物情感。歌剧在剧本的最初设计上就考虑到了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在戏剧矛盾的设计和展开方式上选择了适合观众的内容,摒弃了那种“你去哪里?”,“你吃了吗?”也要用歌唱完成的戏剧进展方式。我们称《敦煌之恋》中国大歌剧,是因为严肃歌剧也被称为“大”歌剧,通常是指包含四或五幕的大型歌剧。它反映历史性内容,追求宏大的舞台效果,在剧中穿插舞蹈场面,不用干念宣叙调,采用大合唱和大乐队等宏大场面。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最广泛的就是严肃歌剧。歌剧《敦煌之恋》虽然完全采用中华民族元素,但在形式上却完全使用国际化歌剧形式,从而实现打造一部国际化的中国大歌剧。相对当下豪华的歌剧制作方式,歌剧采取了俭约制作方式。虽然追求宏大的舞台场面,但这种场面指的是合唱和舞蹈场面,而不是奢华的舞美。舞美设计追求表现敦煌石窟艺术,景片更多的是再现壁画和唐朝建筑风格。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舞台制作费用,让歌剧走出“奢靡”怪圈。作曲家刘长远表示:“《敦煌之恋》按照西方歌剧的形式稍加改动,西为中用、古为今用。我们崇敬西方几百年来的交响歌剧艺术,但是崇敬之后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创造带有中国特色的交响乐歌剧,而不仅仅是单纯地学西方,或者是故步自封,这两种思想都是僵硬的,我们应该吸收西方先进的音乐美学艺术观念,揉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内容,呈现中被当代人喜欢的作品,这样它才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才会受到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喜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届“文代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不断推进文艺创新、提高文艺创作质量,努力为人民创造文化杰作、为人类贡献不朽作品。而歌剧《敦煌之恋》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演员们精湛的诠释,向观众输出了一场具有浓郁中国音乐文化特色的歌剧艺术。在这个有一点噱头就容易大谈特谈情怀的年代,这部作品却难得地保持了朴素,演职人员以对音乐的坚持、对作品的笃定和纯粹为歌剧的初心为期愿,精心打磨出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歌剧。这恰与总书记指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谋而合。1484711220000责编:chenrong北青网娱乐148471122000011["9CaKrnJZ5x0","9CaKrnJWD1R","9CaKrnJWgiJ"]//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7/0118/20170118114804562.jpg{"email":"chenrong@huanqiu.com","name":"chenrong"}
2016年11月13日,中宣部国家“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敦煌之恋》在国家大剧院成功首演第一幕和第三幕。当全场音乐会结束,音乐家谢幕时,观众集体起立,将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舞台上可爱的人民艺术家。《敦煌之恋》由著名指挥家彭家鹏先生担任总策划兼指挥,著名导演王景彬任先生任总导演和编剧,著名作曲家刘长远先生任音乐总监和作曲。该剧由中国广播艺术团主办,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青岛大学音乐学院、山东理工大学音乐学院、敦煌之恋合唱团参演。彭家鹏说这是一部“人民的歌剧”,演员零报酬参演,自费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排练,带着对作品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敬畏,他们将这部以民族管弦乐伴奏的中国歌剧成功地搬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首演当日,大剧院座无虚席。无疑,人民更愿意为人民的艺术买单。据悉,该作品将于2017年1月22日在海南大剧院公演完整的四幕歌剧。一段扣人心弦的历史组歌敦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圣地,拥有灿烂的传说和遍地的古迹,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歌剧《敦煌之恋》以丝绸之路为背景,敦煌壁画为题材,围绕公元755年唐朝安史之乱展开, 通过展示莫高窟画工“李工”和石窟供养人粟特人女儿“翟蜜儿”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绘制了丝绸之路上一幅丰富多彩的西域生活画卷。该部作品本着“小人物展现大事件”的理念,通过唐朝时期敦煌人民的普通生活,不但描述了敦煌壁画绘制过程,表现了生机勃勃的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细节。同时,通过讲述主人公生死离别的爱情故事,说明了国家强盛与敦煌命运的关系,当战争波及城池,没有人能逃脱暴力和动荡,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敦煌之恋》从作品题材上看具有宏大的历史性和叙事性。此次上演了第一幕场景女主角学艺归来和第三幕战争爆发,剧中第一幕,女主人公蜜儿出场时通过咏叹调《粟特姑娘》让蜜儿向迎接她的亲人们展示她在龟兹一年学艺的成果,确立蜜儿的戏剧形象和音乐形象。终曲先是蜜儿、李工和翟豪的三重唱,然后是合唱队的全力进入,蜜儿带领大家把欢乐气氛推向巅峰。在三重唱部分,蜜儿的旋律极其柔美深情,音乐风格完全有别于前面的咏叹调。大线条的旋律,陶醉憧憬的语气,多情善感的音色和逐段改变力度的音乐处理,是演唱这部分音乐的主要艺术表现手段。最后的合唱部分是再现胡旋舞高潮部分,这不仅仅是戏剧的需要,更重要的音乐需要。为了创造高潮气氛,作曲家比前面更加重乐队配器,音乐几乎进入“疯狂”状态。第三幕是这部歌剧戏剧的转折点,大合唱“乱乱乱”开启了矛盾重重的第三幕。战争来袭吐蕃逼婚,歌剧用悲剧性三重唱“强度大的吐蕃”,向观众展现了这种激烈的戏剧冲突。编剧兼导演王景彬先生将敦煌风土的剧情与中国特色的唱词巧妙地结合,通过歌剧演员声情并茂的演绎痛斥了战争带给人民的伤害,泯灭人性毁灭幸福。结尾时女主人公声嘶力竭的唱着,我可以不要生命,可是我不能不要爱情!这一段几乎让人潸然泪下,古人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表达爱恋,用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述颂衷肠,可是都不如蜜儿这声哭喊让人感同身受悲从中来。战乱出枭雄,患难见真情,这部作品的魅力在于它不仅让人如临其境地感受到故事里的爱人离别的怆然,同时也引人思考,和平年代里是否还能有“为爱生也为爱死”的执念?王景彬表示“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国依靠的绝不是简单的经济和军事,支撑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本是文化。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在输出经济的同时输出文化。歌剧是全人类的,它并不是属于某个特定国家的,只是在西方国家相对流行。《敦煌之恋》作为原创中华民族歌剧,它符合世界性歌剧艺术审美习惯,是最好的中国文化输出形式之一。”一场关于民族管弦乐多元探索的力作作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泱泱大国,以中国元素为体裁的歌剧不胜枚举,《白毛女》《原野》《骆驼祥子》等作品接连成功上演,但是分别谱写西洋、民族管弦乐和钢琴伴奏三个版本伴奏形式的情况在中国歌剧史上并不多见,特别是以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作为伴奏形式,这为音乐的创作和处理都加大了难度,但是弘扬中国文化,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强调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寻求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共同性是歌剧《敦煌之恋》的终极追求目标。所以这部作品亦是一部关于民族管弦乐多元探索的力作,歌剧中既包含了世界性大歌剧所应该包含的所有音乐形式,注重咏叹调,重唱和合唱音乐形式的戏剧化使用;又强调合理使用中国民族音乐和中国戏剧音乐。特别是将中国戏曲的“紧拉慢唱”成功地植入到歌剧的宣叙性重唱部分,戏剧化了歌剧宣叙性音乐,为世界歌剧艺术增添了全新的音乐表现手段。作曲家刘长远表示,敦煌壁画中展现了许多古乐器,很多都是经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中原,到今天成为现在民族管弦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歌剧以敦煌文化为背景,用民族管弦乐伴奏为歌剧配器更能原汁原味的讲述中国古老的故事,尤其中国弹拨乐是西洋乐器无法替代的。歌剧中稍加西洋乐器辅助,将意大利歌剧唱法和中国的民族唱法相结合,希望能以这种方式够唤起人内心的文化自信,开启中国歌剧新的发展阶段。在乐队配器方面,刘老师表示歌剧主要是听唱,管弦乐作为伴奏表现空间不大,民族管弦乐更需要合奏,乐器合在一起发挥作用。歌剧的特色是歌唱性和戏剧性,如何让民族管弦乐在歌剧中展现它独特的魅力,需要煞费苦心,民族管弦乐队通常被认为缺乏融合性和张力,所以仅仅有中国味道是不够的,要在旋律中表现中华民族音乐和西域文化的感觉和情怀,要烘托剧情中的高潮。“因为歌剧不同于管弦乐,它更注重广泛性而不是学术性,为了做到雅俗共赏,让没有学过音乐的人也能喜欢,这要求伴奏需要有直达心灵的优美旋律,让听众能够接受,能一起哭也一起笑,我们不能写完全古色古香的西域化作品,要将民间的精粹元素加以改造变成听众能够接受的形式,比如如何处理好弹拨乐管乐和弦乐的衔接,这次在民族管弦乐里大胆的加了两个小号和长号,使得乐队戏剧性张力更强,弥补民族管弦乐低音不够厚重的缺陷,通过音乐让观众体会到这部歌剧与西方的不同,剧中“胡旋舞”之前用一小段笛子独奏向观众展现西域风情,当中国乐器的声音响起来,自然而然地就把听众带入到东方文化的场景中。”一部摆脱“桎梏”的中国大歌剧《敦煌之恋》以周末音乐会的形式推出,除正式演出外尚有指挥现场讲解,这部歌剧的总策划、指挥彭家鹏在演出时表示,《敦煌之恋》完全是带着一种理想和尝试在进行的,为了这部歌剧的成型,从四年前开始他们就试着用民族管弦乐团和美声唱法合作演出大型套曲,并在一次次的尝试中不断改进,最终将这部歌剧搬上舞台。彭家鹏先生也表示,建立中国演唱学派是近来国内声乐界最热的课题。然而,中国声乐学派的建立必须依靠原创中国歌剧支撑。歌剧《敦煌之恋》采用国际音乐表现形式,音乐取材于中华民族音乐素材。在演唱时,人声尊重歌剧演唱方式,不用扩音设备。这在实践层面助推了中国声乐学派的诞生。歌剧中,人声必须是乐音体系中的乐音,而不是噪音;人声必须能在重唱和合唱中使用,而不是过分强调个性失去重唱能力;人声必须能够和乐队融为一体,而不是不具备歌唱性的说唱声音;人声在表现力上必须贴近中华民族对歌声的审美要求,能够完美实现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诠释。歌剧《敦煌之恋》在最初设计上就摒弃了不适应中国审美习惯的表述方式。作品采用宣叙调和重唱以及合唱形式展开戏剧矛盾,用咏叹调抒发人物情感。歌剧在剧本的最初设计上就考虑到了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在戏剧矛盾的设计和展开方式上选择了适合观众的内容,摒弃了那种“你去哪里?”,“你吃了吗?”也要用歌唱完成的戏剧进展方式。我们称《敦煌之恋》中国大歌剧,是因为严肃歌剧也被称为“大”歌剧,通常是指包含四或五幕的大型歌剧。它反映历史性内容,追求宏大的舞台效果,在剧中穿插舞蹈场面,不用干念宣叙调,采用大合唱和大乐队等宏大场面。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最广泛的就是严肃歌剧。歌剧《敦煌之恋》虽然完全采用中华民族元素,但在形式上却完全使用国际化歌剧形式,从而实现打造一部国际化的中国大歌剧。相对当下豪华的歌剧制作方式,歌剧采取了俭约制作方式。虽然追求宏大的舞台场面,但这种场面指的是合唱和舞蹈场面,而不是奢华的舞美。舞美设计追求表现敦煌石窟艺术,景片更多的是再现壁画和唐朝建筑风格。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舞台制作费用,让歌剧走出“奢靡”怪圈。作曲家刘长远表示:“《敦煌之恋》按照西方歌剧的形式稍加改动,西为中用、古为今用。我们崇敬西方几百年来的交响歌剧艺术,但是崇敬之后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创造带有中国特色的交响乐歌剧,而不仅仅是单纯地学西方,或者是故步自封,这两种思想都是僵硬的,我们应该吸收西方先进的音乐美学艺术观念,揉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内容,呈现中被当代人喜欢的作品,这样它才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才会受到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喜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届“文代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不断推进文艺创新、提高文艺创作质量,努力为人民创造文化杰作、为人类贡献不朽作品。而歌剧《敦煌之恋》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演员们精湛的诠释,向观众输出了一场具有浓郁中国音乐文化特色的歌剧艺术。在这个有一点噱头就容易大谈特谈情怀的年代,这部作品却难得地保持了朴素,演职人员以对音乐的坚持、对作品的笃定和纯粹为歌剧的初心为期愿,精心打磨出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歌剧。这恰与总书记指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