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专家：“默克尔一代”少了历史负罪感多了负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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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青 木 丁雨晴】“默克尔必须走人!”美国《纽约时报》近日的一篇文章以“处于边缘的德国”为题称，德国目前的移民状况正让这个国家进入未知领域。文章发出警告：德国必须抛弃通过无忧无虑的人道主义来补偿旧日罪孽的美好梦想，德国已站在了悬崖边。自德国大量接收中东难民以来，默克尔——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就承受着各种压力。有声音认为，默克尔应该离开，以便德国不必为愚蠢付出太大的代价。就在当下，据德国媒体20日报道，100名议员给默克尔写信，要求其改变难民政策。与此同时，200多名难民不满德国移民局登记太慢，起诉联邦政府。“德国为什么让自己处于边缘？这并不是默克尔一个人的错”，一名德国学者对《环球时报》说，70年了，德国人一直在为纳粹的罪行赎罪，“德国人有一种集体赎罪心理，但在一个已经和解的现代欧洲，这种心理需要新思维。”“欢迎文化”是一种内心表达“欢迎来到德国!”几个月前，当难民成群结队走下火车时，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站成两排的德国民众，举着标语，给难民们送上大礼包。礼包有新鲜的面包、水果、香肠、巧克力等，也有牙膏牙刷、毛巾、衣服等日常物品。《环球时报》记者曾采访在慕尼黑火车站等地迎接难民的德国民众， 71岁的退休百货大楼店员约翰娜对记者说：“70多年前，我们在战争中给许多国家的人造成深深的伤痛。现在，我们应该以实际行动来治愈别人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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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普通人，德国社会名流也做出榜样。像德国金融咨询公司AWD创始人卡斯滕·马斯科迈尔和其妻子、德国影后维罗尼卡·费里斯，在他们的别墅里收留难民。他们与难民家庭共用厕所、厨房，还教难民孩子德语。就连一向以负面报道为主的德国媒体，在难民话题上也一致“坚持好消息”，比如“司机向难民问候”“戴姆勒要招难民工”等。“我们自己就曾是难民”，德国《焦点》周刊称，二战时期，上千万德国人被迫逃离祖国，许多国家给予他们庇护和人道帮助，现在我们应该给予回报。“难民潮是挑战更是机遇。”德国经济界此前的预测也一片“大好”。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克拉默说，对于德国劳动力市场来说，日益增多的难民是一个机遇。德国联邦劳工局局长维泽也称，2025年德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将减少650万，可以让移民填补空缺。在这种乐观及团结气氛下，加上叙利亚小难民艾兰的溺死事件，一向冷静、理性的默克尔在难民政策上作出180度转弯。她感谢对难民敞开怀抱的国民，赞扬他们是国家的骄傲;她坦言自己“被感动”。默克尔甚至搁置“都柏林条约”，对难民“敞开国门”，并一直称“我们能做到”。“默克尔当时作出难民政策的改变，是德国民众的一种集体意愿。”柏林社会和移民政策学者莱纳·林德尔对《环球时报》表示，德国人一开始对难民的“欢迎文化”，不仅是“对痛苦历史记忆的回应”，也是“数十年来形成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表达”。“现在难民危机越来越严重，加上科隆性侵事件，德国民众对德国的难民政策态度上有所变化。”莱纳·林德尔说，但德国人的赎罪心理并没有变。大多数民众，特别是政府和媒体都比较谨慎。“孩子对父亲的审判”“我叫桃瑞丝·哈雅斯，47岁。我的祖父参加了纳粹德国的国防军……我只知道史实，但对我的家庭一无所知。当我发现真相后，我感到震惊和耻辱，因为我祖父就是大屠杀的参与者。”1月4日，已近85岁的纽约市立大学历史教授利维雅·比顿-杰克森在美国《犹太新闻》上叙述了她参加的一场活动。“当她(桃瑞丝·哈雅斯)走下台时，我上前与她拥抱。她抱住我说，‘我是如此高兴!你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而你是我的朋友!’‘我还是一名大屠杀幸存者’，我平静地说。但我能感受到我的话令桃瑞丝震惊。‘大屠杀幸存者，而你原谅了我？’桃瑞丝哭道。‘以色列需要像你这样的朋友’，我说。”70年来，德国人一直在为过去的罪行赎罪。在柏林历史研究学者乌尔里希·舒贝克看来，德国人的赎罪是德国与欧洲国家和解的必要条件，是德国成为正常国家的一个必然步骤。如果没有赎罪，德国现在仍将是一个“孤立国家”。德国人的赎罪行动有4大特征。一是追究纳粹时期的罪犯，1963年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维辛审判是一个明证。德国人为这次审判准备了将近10 年，法庭参阅了4000多种文献资料，动员了19个国家的359个证人到庭。整个审判前后持续了将近两年，媒体全程追踪。甚至有媒体说，这是“孩子对父亲的审判”。直到现在，德国的“纳粹猎手”仍在追踪纳粹战犯。位于德国路德维希堡的“纳粹罪行调查中心”负责人西里恩对记者表示，二战期间，大约有20万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如今存活的战犯越来越少，但调查不会就此结束。二是战争赔偿。2014年，德国政府与“犹太人索赔大会”达成一致，接下来4年将向分布全球46个国家的约5.6万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赔付近8亿欧元。而在2011年至2014年间，德国政府已赔付5.14亿欧元。实际上，两德统一前，西德向以色列和“犹太人索赔大会”支付了总额约35亿马克的赔偿金。两德统一后，德国又向“犹太人索赔大会”支付了一笔费用。这些只是德国战争赔偿的一部分。二战后，德国与许多国家进行了赔偿谈判，并签订了相关协议。德国《焦点》周刊曾估算，到2030年德国偿还数字将达到1000亿欧元以上。三是不断反思。1970年，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的一跪，震动全世界。“特别是对德国人来说，更具有时代意义”， 乌尔里希·舒贝克说，这表明德国人不应回避历史，要彻底解决历史问题。当时有媒体说，“勃兰特跪下了，德国却站了起来。”在德国，反思历史的节目一直在制作和播出。四是多做善事。比如上世纪70年代德国接收3.5万名越南难民。德国每年的发展援助在欧洲国家中也排名第一。美国《时代》杂志专栏作家杰弗里·克鲁格曾撰文称，在过去一个世纪，德国擅长做许多事情，也极不擅长做一些事情。作为其早期劣行的结果之一，德国变得非常擅长纷繁复杂的“赎罪术”。对德国来说，过去几十年无异于持续不断的“赎罪日”。“德国作为经济和地缘政治‘好公民’的身份，就是其赎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已经获得回报。”“好人”真的成了贬义词吗？在目前的难民潮前，德国的赎罪行动并没有得到欧美认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称难民危机是“德国问题”;波兰、英国等国批评默克尔使难民潮失控。“德国的慷慨将成为我们的问题。”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罗斯·巴克尔去年在《今日美国报》上撰文称，许多叙利亚难民将持德国护照轻易入境美国。“在很大程度上，默克尔政府和德国民众乐意(接受难民)，是为其国家过往罪责赎罪的姿态，但这种承担罪责之举，正导致德国政府对出现在其门口的所有叙利亚人，实行一种‘天真’且‘不加区分’的照单全收政策。”“赎罪心理和行动本身并没有错”，莱纳·林德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不过德国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处于欧洲一体化之中，德国现在的赎罪行动不仅会影响到自身，也会影响欧洲。现在，欧洲更希望看到一个理性、务实的德国。在德国国内，因难民涌入，反对声在高涨。每周一，各主要城市都会举行“Pegida”(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游行示威。借难民问题，德国反移民的右翼政党“德国的选择”支持率从一年前的0一跃超过10%。日前揭晓的2015年“年度恶词”名单上，“好人”出人意料夺得“最恶词语”。“好人”“好市民”或其他乐于助人者，被暗指幼稚、愚蠢、不谙世事。该词不仅被右翼阵营用作选战口号，还被一些主流媒体当做贬义词使用。历史学者乌尔里希·舒贝克认为，上一辈德国人背负二战沉重的负担，都希望自己成为“好人”，甚至连爱国都成为禁忌。前西德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曾说过，“我不爱国，我爱我的夫人。”相较而言，统一后的一代年轻人就轻松很多，他们可以拿着国旗自豪地向各国同龄人展示，为德国国家足球队加油助威。“42%的德国人认为已对纳粹历史充分赎罪。”去年，在希腊政府重新要求德国赔偿二战损失后，德国民调机构福沙发现，德国人无意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移民问题专家阿斯特里德·奇巴特说：“老一代可能还觉得自己要为历史承担道德责任，但年轻一代并不这么认为。大家认为德国形势不错，希望伸出援手，分享他们拥有的一切。”有些观察家还提到“默克尔一代”，即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年轻一代。他们觉得自己很富有，愿意帮助不幸的人。“年轻一代少了历史负罪感，多了负责感。”德国新闻电视台评论说，即使爆发了科隆市事件，年轻一代仍愿意帮助难民，对德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莱纳·林德尔也认为，未来德国在加强国际责任的同时，应该更加务实，同时要防止极端思潮和组织兴起，以免社会分裂。</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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