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NlXYVTOaYi作者:张冬瑾society.huanqiu.comarticle《环球时报》专访中国作协副主席阿来:在行走中解读黄河源的变与不变/e3pmh19vt/e3ps21dgq【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张冬瑾】除了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等身份,作家阿来还有一个不太为公众所熟知的身份——四川生态环境保护大使。水源保护对中华文明赓续和生态文明建设有何意义?在今年的“世界汉学家看中国·四川行”活动期间,阿来携新作《大河源》接受了《环球时报》专访,给出了他的答案。 《大河源》是基于阿来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源头的见闻创作而成,以黄河流域地理变迁为线索,聚焦源区生态保护实践与民族文化记忆,记录高原生物多样性及人与自然互动历史。“水脉亦文脉。”阿来笃定地认为,文学的义务之一,即通过真实、通俗的文字,向公众传递专业的水文知识。或许从历史角度看,黄河源区有“变”,变的是对生态保护的愈发重视;亦有“不变”,不变的是生活在江河源头的人们对水源保护的使命和责任。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发源地” 环球时报:世界大河流域孕育了四大文明古国。能否结合《大河源》的创作历程,谈谈黄河源于中华文明之源的意义? 阿来:认定黄河正源,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非常多的族群曾在这里生活,后来有些族群与其他民族融合了,有些族群迁走了。另一方面,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保成为非常重要的课题,包括黄河源在内的三江源是“中华水塔”,“生命之水”的来处,也在发生重大的气候变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逐渐明晰了黄河流域水文、人文、气象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领域的专业问题。但这些都是专家们清楚,普通民众了解的很少。 环球时报:在您行走大河流域期间,是否思考过灌溉技术对农业文明演进的影响? 阿来:黄河途经流域的海拔普遍比较高,有些地区甚至超过海拔5000米,过去这些地方都是牧区。但是到了西宁附近的湟水流域(湟水是黄河一级支流),海拔突然降到3000米以下,早在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时期,定居在这里的先民们就开始农耕,这正是进入农业文明的标志。但这片流域不是平原,而是山地,必须一层一层地解决灌溉问题。于是,先民们通过各种方式引水,开始筑堰、修渠,当时工程的规模还比较小。正是那时起,制陶工艺变得发达,有了陶水管,同时以农具为代表的生产工具也出现了。所以人类文明的进步对农业发展的促进很大。 “我行故我在” 环球时报:您为何着迷于“行走”?为何强调对“过程”和“周边”的关注? 阿来:因为“纸上得来终觉浅”。在行走的过程中,你会看到周边有早年因火山喷发形成的岩石和地貌,有在水中形成的沉积岩。或许你已经看过很多相关的纪录片或照片,甚至熟知这些化学反应的公式。但是你到现场看一看,把石头拿在手里摸一摸,一上手,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行万里路”即是“读万里路”的过程? 阿来:对,读书是间接获知信息的过程,而行走在大地上,看到不同的人群、生命以及地理环境,是一种直接阅读的形态。如今,写作越来越商业化,尤其是一些创作者容易在家编故事,最后形成一个跟我们生活高度相关、思想却架空的作品。作品“拔”得太高,离土地太远,悬在半空中,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认为,文学的使命之一,是将人的生活方式、人与大地的关系真实地呈现出来。西方人常说,“我思故我在”,我想表达的是,“我行故我在”。 将水文领域的学术话语“翻译”给公众 环球时报:在某种条件下,文学作品是否可以作为融合多学科知识的传播媒介? 阿来:我生于川西,所以始终对四川更西部、更深入的地区感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有一种责任感。其实,我觉得文学有时候也有一种责任——要先学习比较专业的研究或观点,然后用相对通俗和生动的方式传递给更多公众,让公众更易于了解这些知识。因为在没有研究基础的情况下,专家的科考报告读起来会有点难。所以在创作《大河源》这本书时,我就像一个翻译,将水文领域比较理论化的学术话语,“翻译”为公众容易理解、也更有意愿了解的知识话语。 环球时报:您在《大河源》中提到,不同民族的成员都参与了水源保护,这是否说明大家在生态保护中承担了共同责任? 阿来:对,这不仅是几个村落的生存问题,而是长江、黄河要永远有水的问题。过去,不论是汉族还是藏族土著,虽然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但凭借几百上千年积累和传承的经验,就意识到了水源保护的重要性,知道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现在,我们具备了科学的管理思路和方法,国家层面也愈发重视水源保护,在江河源头区、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重点区等区域内,划定了生态功能保护区。当地民众通过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形式,积极支持国家的总体规划。这些河流上游民众的付出和贡献,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看到和认识到。1754250818605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李雨童环球时报175426123680711[]{"email":"liyutong@huanqiu.com","name":"李雨童"}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张冬瑾】除了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等身份,作家阿来还有一个不太为公众所熟知的身份——四川生态环境保护大使。水源保护对中华文明赓续和生态文明建设有何意义?在今年的“世界汉学家看中国·四川行”活动期间,阿来携新作《大河源》接受了《环球时报》专访,给出了他的答案。 《大河源》是基于阿来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源头的见闻创作而成,以黄河流域地理变迁为线索,聚焦源区生态保护实践与民族文化记忆,记录高原生物多样性及人与自然互动历史。“水脉亦文脉。”阿来笃定地认为,文学的义务之一,即通过真实、通俗的文字,向公众传递专业的水文知识。或许从历史角度看,黄河源区有“变”,变的是对生态保护的愈发重视;亦有“不变”,不变的是生活在江河源头的人们对水源保护的使命和责任。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发源地” 环球时报:世界大河流域孕育了四大文明古国。能否结合《大河源》的创作历程,谈谈黄河源于中华文明之源的意义? 阿来:认定黄河正源,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非常多的族群曾在这里生活,后来有些族群与其他民族融合了,有些族群迁走了。另一方面,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保成为非常重要的课题,包括黄河源在内的三江源是“中华水塔”,“生命之水”的来处,也在发生重大的气候变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逐渐明晰了黄河流域水文、人文、气象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领域的专业问题。但这些都是专家们清楚,普通民众了解的很少。 环球时报:在您行走大河流域期间,是否思考过灌溉技术对农业文明演进的影响? 阿来:黄河途经流域的海拔普遍比较高,有些地区甚至超过海拔5000米,过去这些地方都是牧区。但是到了西宁附近的湟水流域(湟水是黄河一级支流),海拔突然降到3000米以下,早在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时期,定居在这里的先民们就开始农耕,这正是进入农业文明的标志。但这片流域不是平原,而是山地,必须一层一层地解决灌溉问题。于是,先民们通过各种方式引水,开始筑堰、修渠,当时工程的规模还比较小。正是那时起,制陶工艺变得发达,有了陶水管,同时以农具为代表的生产工具也出现了。所以人类文明的进步对农业发展的促进很大。 “我行故我在” 环球时报:您为何着迷于“行走”?为何强调对“过程”和“周边”的关注? 阿来:因为“纸上得来终觉浅”。在行走的过程中,你会看到周边有早年因火山喷发形成的岩石和地貌,有在水中形成的沉积岩。或许你已经看过很多相关的纪录片或照片,甚至熟知这些化学反应的公式。但是你到现场看一看,把石头拿在手里摸一摸,一上手,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行万里路”即是“读万里路”的过程? 阿来:对,读书是间接获知信息的过程,而行走在大地上,看到不同的人群、生命以及地理环境,是一种直接阅读的形态。如今,写作越来越商业化,尤其是一些创作者容易在家编故事,最后形成一个跟我们生活高度相关、思想却架空的作品。作品“拔”得太高,离土地太远,悬在半空中,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认为,文学的使命之一,是将人的生活方式、人与大地的关系真实地呈现出来。西方人常说,“我思故我在”,我想表达的是,“我行故我在”。 将水文领域的学术话语“翻译”给公众 环球时报:在某种条件下,文学作品是否可以作为融合多学科知识的传播媒介? 阿来:我生于川西,所以始终对四川更西部、更深入的地区感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有一种责任感。其实,我觉得文学有时候也有一种责任——要先学习比较专业的研究或观点,然后用相对通俗和生动的方式传递给更多公众,让公众更易于了解这些知识。因为在没有研究基础的情况下,专家的科考报告读起来会有点难。所以在创作《大河源》这本书时,我就像一个翻译,将水文领域比较理论化的学术话语,“翻译”为公众容易理解、也更有意愿了解的知识话语。 环球时报:您在《大河源》中提到,不同民族的成员都参与了水源保护,这是否说明大家在生态保护中承担了共同责任? 阿来:对,这不仅是几个村落的生存问题,而是长江、黄河要永远有水的问题。过去,不论是汉族还是藏族土著,虽然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但凭借几百上千年积累和传承的经验,就意识到了水源保护的重要性,知道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现在,我们具备了科学的管理思路和方法,国家层面也愈发重视水源保护,在江河源头区、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重点区等区域内,划定了生态功能保护区。当地民众通过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形式,积极支持国家的总体规划。这些河流上游民众的付出和贡献,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看到和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