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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成以上律师可代为联系私家侦探

　　公民生活中的民事纠纷，国家的侦查和诉讼机关一般不会介入，但是当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当事人往往没有相应的技术和能力开展调查，于是，这种需求便孕育出私家侦探，并在一些城市得到发展。得邦的分支机构曾经开设到了上海、昆明、义乌等城市。

　　在百度里搜索“成都私家侦探所”，可找到83,900篇相关网页，涉及侦探事务的公司有数十家，其中绝大部分公司的业务涉及婚外情取证。

　　记者在4天的走访中，以“帮助姑妈调查姑父婚外情”的名义，连续走进了多家律师事务所，八成以上的律师表示可以帮助记者联系私家侦探，以便拿到“确切”的婚外情证据。而且，律师们强调这些私家侦探都是长期合作的伙伴，信誉可以保证。

　　其实早在1993年，公安部就发布了《关于禁止开设“私家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家侦探性质的民间机构。

　　作为对策，目前市面上的一些私家侦探所，大都借“信息咨询中心”、“专业调查中心”的名义，暗地进行调查取证。

　　有过法律工作经验的贺女士，就曾想和朋友开办私家侦探公司，因为她认为这个行业有巨大的市场，有丰厚的收益，压力也较小。

　　“私家侦探的压力有两方面，一是工商，二是公安。”贺女士直言不讳。

　　但这两方面在贺女士眼中又不算大的压力，因为工商部门的查处仅仅涉及营业范围，私家侦探的活动往往比较隐秘，工商部门不容易发现，就算发现，也不过是罚款、整改，而这与营业利润相比，微乎其微。

　　而来自公安部门的压力则更小。贺女士告诉记者，想合开私家侦探公司的发起人中，就有公安部门的朋友。“在有的私家侦探公司里，一部分私家侦探来自下海的公安侦查员，凭借这些人在公安部门的关系，再加上公司业务多是老百姓的私事，与公安部门不存在业务上的抵触，所以公安的监管很松。”

　　小梅也告诉记者，得邦有一些公安和法院系统的关系，“一位从法院退休的杨老师，一直都是得邦公司的‘军师’”。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的何毅律师表示，催生私家侦探市场的另一个原因来自法律。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除了医疗事故等特殊案件外，要想打赢官司，必须由原告举证。原告聘请私家侦探取得的证据，可能不具备合法性的要求，因而该证据可能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在现实中，被拍裸照者受害后往往不会报警，所以，裸照一类的音像资料证据往往能作为证据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证明婚姻中一方存在过失行为。

　　“证据合法性在理论与现实中的差距，也为私家侦探市场开辟了空间。”何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