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岁钱平均就50块?广东人为啥这么"不近人情"?

2018-02-19 10:05:00 每日经济新闻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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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份“压岁钱全国地图”,其中福建、浙江、北京成为压岁钱支出水平最高的地区。

  “地图”显示,福建孩子收到的单个压岁红包平均高达3500元,在该省莆田地区,压岁钱水平竟高达12000元。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广东省——压岁钱平均水平仅为50元,在“地图”中排在末位。

  尽管上述数据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话题已引起了许多网友的讨论。有人羡慕在福建、浙江、北京等地压岁钱拿得多,有人认为在广东过年发压岁钱的压力小也挺不错。当然,最让大家“心疼”的可能是下面这类朋友。

  广东是经济第一大省,今年1月底,该省省长马兴瑞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广东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8万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8.99万亿元,占全国的10.5%,连续29年居全国首位,五年年均增长7.9%。而在广东之前,占据中国GDP头把交椅的是江苏,直到1989年被广东超越。

  那么有网友就要问了,这样一个富裕省份,为何在红包数额上显得有些“小气”?

  在解释这个之前,小编先和大家聊聊发红包这事本身。

中国人发红包多久了?

  “发红包的年俗”从古到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据微信公众号“壹读”介绍,红包的起源是压岁钱,又称利是封、红喜袋,最早盛行于西汉时期。那个时候的压岁钱,叫“压祟钱”,是一种铸成钱币形状、用来压住邪祟的吉祥物件。因为“岁”与“祟”谐音,后来压祟钱改称压岁钱。老人家用红线把它串成一串,在年三十晚,压在小孩的枕头下,给他辟邪,叫压岁(压祟)。

  那么,真钱红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宋人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里记载这么一桩“皇上发红包”的故事:“玄宗亲往视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杨贵妃生了皇子,玄宗皇帝一高兴就大手送上“洗儿钱”。这里的“洗儿钱”,正如我们现代的“份子钱”。

  宋元时期,礼金红包习俗流行开来。据记载,在宋代过年时老人送小孩压岁钱,店家送买家喜钱,婚礼上送礼金等行为已经深入百姓生活当中了。

  到清代,红包被分为“荷包钱袋、纸质钱袋、大礼“三种形式。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三回描述到:“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除夕之夜祭祖后,贾母归了正座,贾敬、贾赦等领了诸子弟给她行礼。“两府男妇小厮丫鬟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礼毕,献屠苏酒、散押岁钱、荷包、金银锞,摆上合欢宴来。”

  民国以后,红包则演变为用红纸包一百文铜圆,其寓义为“长命百岁”。给已经成年的晚辈压岁钱,红纸里包的是一枚大洋,象征着“财源茂盛”、“一本万利”。这就跟现在的红包很相似了。

  如今,我们更是“传统红包”和“手机红包“两不误。过年走亲访友,用传统红包讨个好彩头。而不能亲自拜访的亲友,则以手机红包代替。尤其是在除夕夜,能让大家低头不看春晚的理由只有一个:看手机,抢红包。这大概是现在的年轻人最愿意参与的,期待值最高的年俗活动了。

  但是,过度聚焦于“钱”的时候,红包也会变了味。

  小额红包或许正是一种“大度”

  每经小编梳理过往媒体报道发现,最近十多年来,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压岁钱也水涨船高,一些地区的攀比风日盛,令不少70后、80后倍感压力(如今已参加工作的90后朋友应该也逐渐有了同感),有的工薪族算账后发现,年终奖将被压岁钱等人情开支“透底”。一些人因不堪“红包”负担而把春节称为“春劫”。

  不得不说,这样的压岁钱已经与初衷有所背离,成为了人们过年的负担。压岁钱节节攀涨,已上升到了几百元或是上千元,名义是给孩子压岁钱,实际是大人之间的人情往来,最终还是需要大人“礼尚往来”,甚至成为了大人们逢年过节的“面子工程”。你给我家的孩子五百元,我就给你的孩子一千元压岁钱。外地工作的人们回到老家,为了显示自己衣锦荣归,在亲友孩子中大派压岁钱,这种风气让不少年轻人甚至恐惧回老家。

  还有人指出,如此发压岁钱,也可能让孩子们不知不觉形成了攀比习惯,只重视压岁钱数目,忽视了亲情和感恩,加重了功利和拜金倾向,甚至助长了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岂不是与长辈的初衷背道而驰?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广东人的小额红包时常被认为是一股“清流”。

  据新华视点报道,在广东地区最流行的是5元、10元不等,20元以上面值的红包甚为少见。许多退休或者无收入的长者,“利是”包里就是两张一元,照样高高兴兴地派,照样换来晚辈一声“健康长寿”的祝福。广东人称发红包为“派利是”,取其“利于市”“利于事”的好意头,而且红包必须一派派两个,代表夫妻双方的祝福。

  《信息时报》日前一篇评论文章也称:

  “至今,在笔者居住的广州,过年仍有5元利是,10元、20元利是则为普遍现象,上述新闻中提到的平均50元利是,已属大额红包了。我估计大概是许多新广东人推高了平均数。”

  广东省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开来认为,红包含有社会和文化两层意义,社会意义涵盖经济价值和人情交往,文化内涵包括祝福等象征意义,在广东地区红包的文化内涵大于社会意义。

  重好意头让广东人表示发红包没压力。新华视点举了个例子,广州人梁奕铭每年准备100个红包,不止发给亲友,邻里、同事问声新年好都派个“利是”,“每个就5块钱,总共就500元,也就一顿饭钱,大家都图个大吉大利,没人计较谁的红包多,谁的红包大。”

  在广东部分地区,甚至还有红包“剪一角”的习俗,剪下一角就代表已经收到祝福,红包原原本本退回。谢开来说,不以红包谋钱,不以红包谋事,是广东红包好意头背后的初心。

  看到这里,你还觉得广东人的小额红包是“不近人情”、“小气”吗?

  当然,并不是说发红包就应该只发5元10元,而是——钱多钱少一定要依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另外,对晚辈的关心和期盼不仅仅在压岁钱的数值上,平时的关切、慰藉和帮助,也是拉近亲情、友情的好方法,想要过个舒服年,就放下人情包袱和攀比心吧,最真实的你才是春节“正宗”的“年味儿”。

责编:任鑫恚